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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人工智能99%的精力都专注于左脑的更高更快更强时，右脑的创造表达或将是新的机会？
这是一家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，为企业对接设计创意人才的科技公司正在尝试做的事情，也是公司创始人范凌在实验室就关注研究的兴趣。
与白手起家的草根创业者不同，作为典型的学院派创业者，范凌的创业路径与产学研的结合分不开，与此同时，他还是同济大学设计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负责人。
2015年，范凌创办了特赞信息科技，尽管其业务是为企业对接设计创业人才，但范凌表示他们所做的并非是设计驱动创新，而是通过数据驱动创新，用数据改变设计行业。
2016年，这家公司获得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的A轮融资，2018年3月则完成由赫斯特资本领投的近千万美元的B轮融资。
接受采访前，6月2日，范凌在由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、朝阳区人民政府和未来论坛共同主办的“2019未来青年论坛”的演讲上表达了自己成立特赞的愿景——用科技赋能想象力，这个想象力有商业的也有社会的。
如果说过去经济的创新增长点，更多建立在互联网和人口红利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上，近年来，技术创新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创新经济的增长动力，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学院派正在崛起为新的创业力量。
选择创业
与许多学院派科研人员选择创业的理由相同，创业前在美国伯克利大学任教的范凌，需要更多的实际应用场景来证明他所做研究的价值。“如果你从事的就是应用型学科，做了一堆研究、学了一堆论文，到最后出了学术界能够证明你的论文有价值之外，可能自己都对这个东西的价值不是完全有信心。”
在学校实验室里做研究，可能只能请大概100人左右来做测试。但在商业场景里，每一个项目都可以做测试，每一个客户都是测试者。应用型学科和基础学科不同，前者不可能拿到诺贝尔奖，其更迫切的是需要证明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。否则很有可能，在实验室中所做的假设，或许在实验室场景中被证明是对的，但在实际场景中并不对。
创业之前，范凌所做的研究，既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人类创造，而是希望把数据、智能技术或者观念能够带到人的创造工作当中，把创造带到人工智能的研究当中。
正如脑子有左脑和右脑，左脑关心更高更快更强，右脑关心人文、社科、平等、幸福等等，人工智能可能99%的精力都在左脑上，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人工智能右脑。范凌所关注的，就是人工智能右脑维度的创造表达。
“希望有人拿着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出的成果去创业，改变这个行业，我可能更加急迫。”范凌最后决定辞去伯克利的工作，自己创业。
对比中美的创业环境，范凌说，在美国创业，大家相信产品做得好就能够有好的商业；但在中国，可能需要既会做生意也会做产品，产品做得好不一定有好生意，反之，生意做得好，不一定有好产品。
之所以回到中国，在范凌看来，中国的问题更多，但相应的机会更大，杠杆效应更高。
与许多科研人员创业不同，范凌在与投资人、客户沟通时，并未遇到太多认知层面不同所带来的沟通障碍。
原因之一在于，他所做的项目更容易让投资人理解，解决的不是从0到1的问题。原因之二则来自于一些圈子和机缘，A轮来自红杉中国基金的投资，是范凌在未来论坛举行的大会会场谈的，他的两位天使投资人正好都是未来大会的理事。
这一在2015年在中国北京成立的商学跨界科学传播公益平台，由科学界、教育界、互联网界和投资界的人士共同发起。旨在面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，对接科学界和商界，以民间资本激励科学突破的“推动人”。
商业模式
选择创业的时机，同样重要。
6月2日，2019未来青年论坛的演讲上，范凌表达了其选择创业的两个时机。
过去20年里，互联网的发展给消费者带来极大解放，所有数据和运算能力集中起来只做一件事——抓住消费者关注度。不管做底层科学研究的企业，最后的变现方式都是贩卖消费者关注力。
当消费所带来的关注力的转化不再容易提升，供给端的转化带来新的机会。不管互联网下半场，产业互联网，还是供给侧改革，机会是在供给侧层面数据优化创造的纬度，而不是消费维度。
其次，很多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，比如机器人做分析，机器人做传递，机器人做设计，机器人做创造……RI和AI的结合，改变了交换交易能力的方式。
设想阿里巴巴是把商品变为数据进行人与商品之间交易的加速；关税、物流、仓储是针对物的，能量层面上出现一个如何来交易，如何来仓储，如何来运输等。在范凌看来，这里又有一系列的机会。
尽管是技术创业，但摸清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同样重要。范凌和团队花了两三年时间探索商业模式。
特赞所做的底层技术是对人的能力进行数据化，例如，要在网上搜一个商品，需要通过给予描述，才能够在网上搜到，对人的非标能力进行数据化和标准化也是一样。
由于设计师这一职业和体制的关系较弱，设计师相对独立，因此更有可能被平台化。因此范凌和团队选择对设计师进行非标能力的数据化，相当于把这一能力仓储起来再调用。过去的消费数据积累的是人、货、场，特赞平台积累的叫人力场，把这些人立场联合起来，与企业的诉求相关联。
以他们为蚂蚁金服所做的一个项目为例。蚂蚁金服是平台上大约有100万个商家，希望为这些商家赋能。范凌团队请了100位平台上的创意方、设计师，用人力设计了大量的插画素材，通过对这些插画进行数据描述，人教机器做1-100的工作，如何进行排列组合，当商家进到页面输入店名，不同品类、地域、风格，每个人可以得到完全不一样的海报。
创业的底层
技术创新创业的底层，来自创新人才的培养，接受过中美两国不同形式的教育的范凌，对此深有体会。
曾经还在哈佛读博士的范凌，计划将来的职业道路是回归学术本质，做哲学科学的研究。2011年前后，美国出现了一批新的科技企业，Uber、Dropbox等。
Uber的出现改变了范凌的想法，Uber所代表的共享经济，通过技术解决了产权共享问题。
范凌开始意识到，要改变一个行业不一定要回归本质，而是可以做一家公司。回归本质做研究是通过教授的方式去影响人。如果做一个公司或是一个App，每个人都要用，他们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。
在新想法驱动的下，范凌开始学习如何经营一家公司，如何融资，如何写PPT。而哈佛大学的创新实验室，正好是教授学生如何办一家公司。
“我认为好的学校，不是今天学生想学哲学，就让最好的哲学家教授。而是当学生不想学某一学科，转而学习另一项东西时，学校能不能以学生为中心创造这一机会，将以科研为中心转化为以学生为中心。”范凌说，尽管国家层面支持创新创业，政府给予支持基金、孵化器，但更多时候，创业者需要的东西是在学校里学到的。
正是基于创业的想法，范凌从哈佛来到了科技创业的中心——硅谷，在伯克利大学继续进行他的应用型研究。
“什么是成功的教授？论文写得多，学生带得好，学术影响力大，影响因子高。什么是成功的实验室？可能是技术转化高专利多，以专利为导向。什么是成功的公司？一个好公司是产品和技术有人买单，有用户。”范凌说，虽然在底层对问题有着同样的兴趣，比如把能力进行数据化的兴趣，当自己想清楚做公司而不是做实验室，两者在更高层面的转化其实不一样。那个时候，选择做企业自然就会明白自己将得到什么失去什么。
在学术创业过程中，技术从实验室到产品再到推向市场变为商品，每一步都是惊险一跃，对于范凌来说，如果将每一步的目标考虑清楚，跨越起来没有那么困难。
（来源：经济观察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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